“改革开放初期，所谓青年中最时髦的东西、被老一辈诟病的东西：男孩子留长头发，（穿）喇叭裤，然后手里拎着一个录音机，还要把音量开到最大，戴那种蛤蟆镜——商标是不能撕掉的，那个圆圆的小商标......你们这一代的孩子可能没见过这种形象了，其实也就是你们的父辈，他们那一代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些。现在你们的父辈反过来教育你们：不要这样、不要那样......”结尾的一席话，引起励志楼D408师生们的阵阵笑声。在看似严肃的讨论中，有如此热烈的反应，除了话语本身的戏谑意味，更是源于听众们对“代际革命”话题的认真聆听与理解。没有对前面相关议题的思考，就没有此处的会心一笑。
让我们回顾讲座的现场：2021年10月19日14时，我院有幸邀请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曾一果教授开展题为“代际革命与当代青年亚文化的文化转向”的讲座，本次讲座由倪列怀主持。出席本次讲座的嘉宾有：传播与传媒学院赵维江院长、新闻系执行主任占自华老师、刘俭云教授、文学院徐桃副教授及传播与传媒学院各系老师，现场座无虚席，甚至连教室的过道上都坐满了前来听讲座的同学。
讲座正式开始前，赵维江院长主持了聘请曾一果教授为我院客座教授的敦聘仪式，并且发表讲话，对曾一果教授的到来表示十分感谢，回顾了暨南大学与我院的美好友谊，并希望未来能促进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我院的交流，增加我院学子更多的学习机会。同时，赵院长还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做到：认真思考、提出疑问，并积极地与老师进行探讨。
讲座伊始，曾教授首先感叹华商学院传播与传媒学院规模发展之快，并对此次的邀请与客座教授的颁布表示感谢。而后他从“前浪与后浪”产生猛烈的代际冲突这一现象切入，引出了代际革命的话题。
在代际革命这一篇章，曾教授分析了欧美青年亚文化的历史发展，认为欧美的亚文化殊途同归。从“反文化”到“后亚文化”，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“代际革命”与其所产生的亚文化，跟西方整体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变化密切关联。
而对我国来说，亚文化出场的社会语境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，亚文化的类型则是多元异质，我们的文化是多层次结构中的亚文化。其发展的实际形势是：不论内与外、此时与彼刻，甚至在同一时期，情况也是错综复杂的。这种复杂多样的特点要求我们：每一种社会文化现象，都要放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进行考察。对此，曾教授举了不少例子，比如，六十年代欧美质疑资本主义、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，而我国这一代中产阶级的孩子则是拥抱它们的，这与西方亚文化兴起的背景有着本质差异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。
他紧贴时事，提及“土味青年”，并认为必须将他们放在我国流动的城乡结构中加以考察：在娱乐化的过程中，乡村青年也借助抖音短视频平台，表达了边缘亚文化群体日趋多元化的社会诉求，这种亚文化就有别于西方新社会运动中的“亚文化”。据一些在场同学回忆，这些兼具在地经验与全球视野的实例，引起了反思：“听到这里有‘啊好像是这样呢’的感觉，但是我为什么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”。
曾教授之后谈到当前我国青年亚文化的四个面向，分别是：技术转向、价值转向（亚文化与新爱国主义的结合）、商业转向（资本创造亚文化），以及审美转向。其中提及的案例包罗万有，从汉服cosplay、洛天依、太湖迷笛节，到广电总局的整改令，视野广阔又紧贴实际。同时指出：我国当下不同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，包括了全球与本土、个体（社群）与国家、城市与乡村等“多层次协商结构”，要比英国战后理论家所说的更为复杂。曾教授认为我国青年亚文化的现状，是一副多层次的图景，其中具有多重性的关系。他再一次强调：分析每一种亚文化，都必须将其放在特定的具体的社会语境中。
结语部分，曾教授从《入海》与《看见》说开去，主题为：不确定的未来——我国青年亚文化实践的当代意义。顾名思义，他表示要用行动和实践，取代反叛性的思考。其次“用大海收纳所有浪花”，意为集体性的宏大话语，需要吸纳个人的话语叙事：入海的号召，是对青年亚文化的同化，但它是以接纳和鼓励的面目出现的；而亚文化也有可能在汇入的过程中，通过实践走出自己的路。尽管认为主流与亚文化之间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，但从中不难看出其对实践与行动的价值肯定，而这呼应着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改革开放宣言。如此一来，似乎把视角又拉回到了我国亚文化出场的社会语境，拉回到了讲述的开始，形成致密的闭环。
伴随着掌声，曾教授结束讲述下台休息，刘俭云教授受邀上台发言。他认为，如果同学们没有相关的人文社科积累，那么就有可能出现“听不懂”的情况。新闻学与社会文化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我们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子，应关注其发展和变动。他指出讲座涉及文化传播方向的文化批评，在这个话题中，我们需要注重历史的意味。他提醒我们，青年之间的亚文化也是有所区别的，比如同样年岁的清华博士后与在北京搬砖的年轻农民工，他们彼此的亚文化很有可能是不一致的——但也有相同的部分，刘教授认为，这一部分似乎仍能追溯到传统的继承，而这又依然是父辈的话语，因此我们不能贸然地说，技术就能把一切文化全部卷走了。他总结时表示，本次讲座意义十分重大，在当下探讨这个话题，能帮助同学们了解时代，获得不一样的知识体验。
互动环节，同学们踊跃举手提问。问题大致摘录如下：学术研究中有不少套用西方理论的现象，我们如何构建自身的文化理论？亚文化圈层的多层化，使其出现了多文化交流的现象，那么各方应该如何和平共处呢？由于亚文化的准入门槛，有对群体外的人产生抵抗的现象，出现了冲突矛盾，应该如何缓解这种状况？
对此，曾教授的简版回答有：既要看到西方理论的可取之处，也要立足本土进行回观、超越；多圈层文化反而更容易造成一种交互的文化发展；文化界限的模糊化是一大特点，随着模糊化的演进，应能缓解亚文化边界中产生的对抗。
互动环节有时间限制，但同学们的追问依然没有结束。很快就有五六位学生围着曾教授进行追问，比如：为何认为《后浪》仍未承认年轻人群体的“合法性”？亚文化的发展若固步自封，会被迫或主动放低门槛，以增加对外部文化的包容和接纳吗？亚文化在新媒体时代下如何叙事、生存，以及与主流文化对话？不同代际、不同亚文化之间，应该如何交流？
在她们的印象里，回答时曾教授丝毫没有架子，反而显得十分亲切，甚至是“腼腆”的。有同学“追星成功”，得到了签名寄语；有同学想进一步交流，也获得了联系方式。
本次讲座在倪列怀副院长的致辞中落下帷幕，本文开头所引，正是他结尾时提及的。相信通过各位教授的讲述、同学的提问，我们会明白，相关的知识并不囿于口头讨论，它就在我们生活的周围，就像追问的黄同学所说：“学术研究依旧还是要从现实现象中发掘吧，很多人身在其中却缺乏发现的思维。”
不知道同学们或曾教授有没有意识到，刚刚的提问与对话本身，正是两个分属不同代际之间的个体进行沟通、交流的过程。或许从互相探讨的那一刻开始，疑问就已经得到了自身行动的回答。
供稿：传播与传媒学院
